澎湃新闻记者 王去愚

2025年1月初，李娜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裁决书。

2024年的最后一天，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李娜向斗鱼母公司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支付3万元违约金。此番斗鱼向李娜索赔290万元。

这是斗鱼在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又一例裁决。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斗鱼向在校大学生主播罗莉索赔600万元，仅被支持2万元。

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运营负责人王先生告诉澎湃新闻，该所已经承接了数百宗主播与短视频平台、MCN机构(俗称公会)的仲裁案件。

涉及仲裁机构主要为北海仲裁委、广州仲裁委、中卫仲裁委、武汉仲裁委和南平仲裁委等仲裁机构。他说：“近3年，我们律所承接了北海仲裁委和广州仲裁委仲裁的案件超过200宗，北海仲裁委仅有2宗裁决支持了主播，广州仲裁委无一宗支持主播。”

2023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通知》曾专门点名了一些自媒体背后的MCN机构，要求加大对相关机构管理力度。

2024年12月，央视新闻报道，一些MCN机构的盈利模式为低价签约，严苛执行，最后高价索赔。获得赔偿金成为这些MCN机构营收的主要来源。

2025年1月10日，为规范MCN机构互联网信息内容相关业务活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相关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草案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在直播行业，MCN机构设陷主播的案例屡见不鲜。与此同时，主播们盲目签约，随意跳槽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被赚快钱吸引的，不仅有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他们的父母。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一家大型MCN机构管理人员介绍，作为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这些公司，它们本身不提供内容，但这个行业又需要有能稳定提供靠谱品质的内容生产者。

他说，当个体无法稳定、持续地进行高品质内容输出时，MCN机构就成为市场必需。他希望监管部门能采取可行措施，严厉打击无良MCN机构，净化行业环境。

一家MCN机构一年半索赔18名主播

2024年12月底的一天，河南主播张萌看完“直播被坑抱团”微信群聊记录，想起自己被MCN机构索赔的案件裁决已接近一年。

她上网找到广州随风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随风传媒)向其索赔10.3304万元的执行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部门的结案方式是“驳回申请”，原因不详。

大约十一个月前，这名户籍地曾在天津的酒吧乐手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一份裁决书。

除了支持追索当初的“转会成本”(由前公会转到随风传媒)，裁决书还包括被申请人(张萌)向申请人随风传媒支付6万元违约金，并全额支付本案仲裁费23314元。

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人，这不是一笔很小的资金。

互联网为年轻人的跨区域工作提供了便利，也带来了此前未曾有过的问题。成为短视频平台主播后，她的财务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是急转直下。

2021年10月，经前公会劝说，张萌转会至随风传媒，工作地点仍在河南，继续使用前公会的直播房间及直播设备。

10月11日，随风传媒与她约定合作时间3年，每月有效直播26天，每天连续直播6小时以上。

同年12月，前公会收到转会尾款后，张萌被告知其直播设备已排满，无法正常使用，属于她的时间往往在后半夜。

当月月底的一天，在谈及前直播时长不够问题时，随风传媒运营人员在微信里告知张萌：“欠的(直播)时长什么的，补上就好了。”

次年1月，因防疫，前公会所在写字楼被封控。

2022年3月20日，在拒绝延长直播合同后，张萌被踢出随风传媒的全部直播工作群。直播工作因此终止。

除6016元签约金，直播5个月，张萌全部直播收入为3069元。

2023年4月，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随风传媒的仲裁申请，后者向张萌索赔938400元(其中违约金92万元)。公会的理由是张萌从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直播时长未能满足协议要求，2022年3月19日开始不再直播。

随风传媒称，截至2022年8月9日，虎牙直播平台显示被申请人已143天未曾开播。

开庭期间，随风传媒将违约金的数额变更为6万元，其他索赔金额不变。

仲裁书显示，广州仲裁委员会支持了随风传媒的全部申请。没有考虑疫情等不可抗因素。

此前，仲裁庭按照申请人92万元索赔申请，收取了23314元仲裁费。申请人当庭大幅减少索赔数额后，仲裁费并未变更，仍由被申请人全额迳付。

作为虎牙直播平台的“钻石公会”，随风传媒的另一个名称更为主播们熟悉，它叫：“依然盛世”，其微信工作群名称为“盛世传媒娱乐主播打卡群”或“盛世星秀二部主播打卡群”等。

在另一个求职类app boss直聘上，随风传媒的关联公司血色年华(重庆)传媒有限公司招聘主播的薪资范围是“5000-10000元/月”，其位于广州的地址与随风传媒的注册办公地址重合。

天眼查数据显示，随风传媒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是龚心愿，持股70%。

张萌向仲裁庭提供的视频材料显示，广州仲裁委员会微信小程序上，从2021年底至2023年6月，随风传媒及其关联公司在广州仲裁委员会向18名主播索赔。

2025年1月19日，澎湃新闻记者登录广州仲裁委员会在微信上的小程序“穗仲云”，试图查找案件，已经不能找到相关路径。

1月26日，随风传媒一名负责人说：“因为主播违约，我们才申请仲裁。”她没有回应已经在仲裁委向多少名主播索赔的问题，“这是公司内部事务。”

“月入几十万不是梦？

2024年11月，随风传媒的招聘主播广告称，“时长满足每月22天*4小时”“不需要签合同”“保底3000-12000，无流水要求”，“行动起来月入几万，几十万不是梦！”

MCN机构的招聘海报大致雷同，核心要素是宽松的工作+稳定收入保证和对未来更高的期许，旨在吸引亟需改善财务状况的年轻人。

在短视频业刚刚兴起的阶段，MCN机构招聘主播更多的是通过主播在同学群或朋友圈里的相互介绍。

2019年4月，经同学介绍，即将大四毕业的李娜与北京麦嘉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麦嘉传媒)签约，成为这家MCN机构的签约主播。

这名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只知道，麦嘉传媒将按照协议拿走她65%的粉丝“打赏”。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长达5年的仲裁和16万元的支出。

这16万元包括违约金、仲裁费、律师费和差旅费。

李娜说：“2019年6月，麦嘉又让我再签一个与武汉斗鱼的三方合约。对于法律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不同意签，麦嘉说这是必须的流程步骤，如果不签这个电子协议，财务没法支付我的工资。”

斗鱼曾回应澎湃新闻记者时表示，“不存在借发薪诱导学生签约的情况。”

这份合同始于2019年6月1日，终止于2036年2月28日。

李娜说：“这个合同签了，就跟签了卖身契一样。”

毕业在即，李娜每天在女生宿舍直播6个小时。“毕业典礼时，麦嘉的运营张学都不让我去，必须继续直播。”

李娜与张学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李娜说“学校的事情处理不完，毕业证拿不到”等诉求后，张学回应：“那就死了吧。”

2020年6月30日，李娜停播。“我那时才了解到我的协议时间是16年多，完全不合理。”

2022年1月，李娜与麦嘉传媒签订调解书，支付5万元违约金。“我就赚了5万元，当时想着尽快从这事里解脱，没想到又被斗鱼申请仲裁。”

被MCN机构索赔巨额违约金后，一旦仲裁庭判决高额赔偿，主播们就会陷入慌乱。

“我该怎么办？”更多的问题是“你被执行了吗？”

这是“直播被坑抱团”微信群主播们的共同问题，认知结构与生存机遇雷同，让她们束手无策。除极少数人交钱妥协外，更多人选择了“躺平”，做“老赖”。

主播们的“抱团” 往往止于互相安慰，她们没有自己试图呈现的那般坚强。在接受采访的主播中，有人已确诊抑郁症。

“不完美”的“受害人”

北海仲裁委员会的一份裁决书显示，山东初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初柚传媒)作为仲裁申请人，曾与被申请人小曦及其母亲于2022年11月27日签订《直播合作协议》。

合作期限为二年，规定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6小时。

小曦为在校高中生。这份裁决书显示，小曦出生于2006年4月。

在其仲裁申请中，初柚传媒申请解除直播协议，同时认为，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7日单方面解除合作协议，并于当天停播。“造成了申请人巨大损失，根据合同规定，擅自停播、终止本协议的，视为根本性违约，被申请人需赔偿10万元以及归还账号。”

小曦母亲寻找到了一家律所需求帮助，她告诉律师，自己是一名农村妇女，在没有理解合同的情况下签了约。

律所作为代理人以此为理由进行了答辩，代理人表示：涉案合同为格式合同，申请人存在欺诈违约金目的。申请人提供给二被申请人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为该公司统一模版合同，并未经过双方协商签订。鉴于被申请人一为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其母亲是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合同内容无法理解与协商。

北海仲裁委员会认为，涉案合同签订时，被申请人小曦为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申请人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该清楚知晓其签署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被申请人二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全部条款的认可、同意，是其真实意思的体现。

2023年11月12日，北海仲裁委员会裁定解除上述直播协议，确认小曦的直播账号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归申请人所有，同时裁定两名被申请人支付6万元违约金。

据《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为无效协议。

2025年1月18日，被申请人小曦委托的某律所一名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仲裁后，律所将本案例提供给媒体，经媒体报道后，涉案公会最终与小曦母女达成和解。

解决仲裁问题后，小曦母亲又重新找到律所，称女儿委托律师时是未成年，要求退还律师费。“我们不愿意与这类人纠缠，就退还了全部律师费。”这家律所一名负责人表示。

2025年1月18日，已经成年的小曦没有接受采访。

主播指控被性骚扰常见于公开报道，不是每一宗都能做实。

2021年12月，主播石莛与某MCN机构签订《艺人经纪合同》。

工作对话记录显示，该MCN机构传媒运营人员赵某告诫石莛：“大哥(粉丝)说见面啥的，不要刚刚来就拒绝。”“你要放长线钓大鱼。”“xxx去上海跟大哥吃一顿饭，回来大哥刷25万。”“xx去南京陪大哥过了个生日，回来在斗鱼能过四星”“你能听懂我意思吗？”石莛回应：“别讲这些”“没遇到过”“有了再说”。

在提供给媒体的聊天记录里，她删掉了最后一句。

在另一个对话里，赵某对石莛说：“你跟着我去珠海我玩儿两天”。后者答复“别了吧”“我怕你××”“我找谁说理？”“哑巴吃黄莲(连)有苦说不出”。赵某说：“被运营＊怎么啦？”

在向澎湃新闻提供这些聊天记录时，上述自己的话，她仅保留了一句“别了吧”。

工作3个月后，石莛跳槽加入另一家公会组织。

2024年2月7日，原MCN机构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向石莛索赔30万元违约金和3万元签约费。

2024年12月9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在(2022)深国仲裁7258号裁决书里，被斗鱼索赔600万元的罗莉最终被判定需向斗鱼母公司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支付2万元违约金。

2025年1月，石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的案子也已于2024年底裁决，除返还3万元签约金，仅需赔偿原公会8000元违约金。

石莛承认自己违约在先，只需要赔偿8000元违约金，她将原因归结为“幸运”。

MCN机构：如果需要长期经营，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情

1月24日，石莛提及的MCN机构负责人答复澎湃新闻记者，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绝不存在赵某微信里所说组织主播有偿陪侍的情况。

针对性骚扰问题，赵某称自己从未在线下与石莛见面，并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聊天记录。

裁决书显示，关于性骚扰指控，仲裁机构认为“运营人员承担民事责任，但被申请人应另寻法律途径救济。”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成都一家大型MCN机构管理人员介绍，作为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这些公司，它们本身不提供内容，但这个行业又需要有能稳定提供靠谱品质的内容生产者。

他说，当个体无法稳定、持续地进行高品质内容输出时，MCN机构就成为市场必须。它们可以大量签约主播，帮助平台管理内容生产者，提供相应扶持，打造有影响力的IP矩阵。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MCN机构就跟短视频达人或主播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不可避免一些无良MCN机构动了歪心思，利用信息不对称，靠敲诈勒索主播获利。”

他希望监管部门能采取可行措施，严厉打击不良MCN机构，净化行业环境。

“对于那些正规的，尤其是大型的MCN机构，要对自己的品牌负责，需要长远经营，那么他不会去做杀鸡取卵的事情。”

武汉一家MCN机构实控人大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所经营的公司正由传统MCN直播机构向直播电商机构的转型阶段，也经历了打赏经济到电商销售的整个互联网发展过程。

大卫认为，直播MCN机构良莠不齐，创业门槛低，市场高度饱和，竞争激烈，普遍利润较低。 直播内容同质化严重，创新少，发展起来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

他说：“行业法律法规缺乏完善，相关直播平台的政策占据主导，行业监管力度不足。”

针对MCN机构向主播高额索赔的监管问题，这位从业者建议，主管部门应建立资质审批系统，可以有效帮助主播减少上当受骗的几率。主播应重点核实经纪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演出经纪许可证。

他说：“主播签约务必咨询律师或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解读经纪合同，对不合理条款提出修改建议。”

针对目前的仲裁问题，大卫认为，各地法院和仲裁机构的裁定标准不统一，缺乏一个违约判决的共识参照。

“主播在工作安排不合理或者报酬支付不满意的情况下，建议主播积极和所属公司或机构沟通，协商解决为主，记录协商过程和结果。”

法院司法建议书：应避免出现直播公司凭借优势地位订立不平等违约金条款

2023年6月26日，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简称南宁铁路中院)曾向北海仲裁委员会发出一份《司法建议书》。《司法建议书》显示，该法院称近期受理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涉及北海仲裁委审理的数起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合同协议纠纷，如河南艺凤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葛某某合同纠纷案件等。

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裁决结果均认定网络主播存在违约需支付高额违约金，“而合同中关于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的权利义务条款显失公平。导致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畸高，仲裁庭未结合实际履行情况、过错程度以及实际损失，对违约金予以评价并调整。”

法院同时发现，仲裁送达程序不规范，导致网络主播一方缺席审理。一方面损害了网络主播参与仲裁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裁决结果不利于网络主播的可能性。

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程秋生律师认为，这类案件凸出当下的社会问题，MCN机构甚至直播平台利用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认知水平较低、风险意识薄弱等特点，先许以高回报，再利用严苛的合同，蚕食应得利益，最终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追究巨额的违约责任，形成了一套类似套路贷一样的获利链条。

一名律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仲裁委员会作为独立社团法人，不属于任何部门管辖，但接受中国仲裁协会的管理和监督。法院对仲裁委没有管辖权。“所以法院对建议书，仲裁委可听可不听。”“司法实践里，仲裁庭的裁决很少有救济渠道，仲裁员往往不需要为自己的不合理仲裁承担责任。”

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王凡律师认为，关于谁来监督仲裁委员会的问题，首先，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

仲裁委员会由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有的观点认为，这种登记行为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而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所以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前述的司法行政部门也应对仲裁委员会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

为规范该类案件仲裁司法尺度，妥善解决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的纠纷，促进和规范网络主播与MCN机构等新型业态的健康发展，南宁铁路中院向仲裁委提出了三个司法建议。

法院建议，严格界定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的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不应仅以所签协议的名称中含有“合作”即认定双方之间属于商事合作合同关系，而应对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所签订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审查，如双方是否主要是以利益分成的方式获取合作费用，主播是否可以自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等，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等方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劳动合同还是商事合同，这一定性决定了该类型合同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对该行业的合同规范和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

法院同时建议，充分保障网络主播参与仲裁的权利，因大多数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针对主播的违约金条款严苛且数额畸高，故而在仲裁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仲裁规则的程序要求，完善对网络主播的文书送达程序，如通过电话联系，同时向合同约定的地址以及查询到的户籍地址送达，充分保障网络主播参与仲裁的权利，尽量避免缺席仲裁。

法院最后建议，合理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对于违约金的认定，应结合合同履行的情况，直播公司对网络主播的业务培训实际支出，网络主播从业时间长短、网络主播违约对直播公司所造成实际损失的大小等情况综合予以评判。

法院认为，需要避免仅依据合同约定直接裁决违约金数额，尤其是当网络主播此前并无相关网络直播从业经验的情况下，避免出现直播公司凭借优势地位订立不平等的违约金条款，网络主播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不相匹配等显失公平的情形，这不仅损害网络直播新型业态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除律师外，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