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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正

广东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携手港澳扎实推进大湾区建设，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紧扣“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引领广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湾区经济，扩大双向开放，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筑牢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引领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示范样板。

大湾区拥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基础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近6年来，大湾区建设日新月异，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连接世界经济往来的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区域比较优势和坚实基础。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肩负着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使命。香港、澳门作为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在国际投资、金融、航运、贸易等对外交流合作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在长期融合发展过程中，已经率先进行了大量“内外软硬”联通机制建设与平台创新，前瞻性布局了香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广州跨境金融创新中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等对外开放合作项目，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开放平台、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基本形成。这些基础条件为粤港澳大湾区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显著优势和内生动力。

强强联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锚定打造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目标，以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为先导，强强联手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着力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有必要在单点式、渐进式创新基础上，进一步迈向战略式、集成式、全方位布局，为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载体。

一方面，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赋能内部融合。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三个独立关税区”的特殊性，更要注重规范化衔接和高标准对接，共同向更适用、更高水平、更国际化的规则对接，将大湾区同一领域最优的规则体系作为对接的基础或标准，进行整体修订和优化，加快形成粤港澳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扩大面向世界的全方位互联互通。锚定打造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目标，以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为先导，打通大湾区各类要素跨境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强区域治理、公共服务等高度关联领域的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及促进粤港澳三地居民“心联通”，实现大湾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全方位融合，强强联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进一步提升开拓国际市场、高水平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整体势能。

以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制度型开放是适应新形势、把握新趋势的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的独特优势，是国内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对接与转换之地，也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创新的“试验田”“辐射源”，在开放什么、如何开放等方面具有率先探路的广阔空间。大湾区要紧扣“一点两地”全新定位，以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投资、贸易、金融等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自身开放型制度建设增强对国际规则的接轨能力。可结合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中探索出的“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河套规划”，以及金融开放、国际人才驿站等制度创新经验，通过“因区因城施策”“既准入又准营”“一站式服务”等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策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国际市场布局与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大湾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范式。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GD23ZD01)阶段性成果